财富恰当分配的重要意义

财富恰当分配的重要意义。

在自由市场环境下，秉持起点公平原则的社会制度，能够使国民间初次收入分配的差异降至最低。这种收入分配差异，主要源于国民的天赋差异、努力程度不同，同时也深受继承因素（诸如财富继承）的显著影响。倘若人们在天赋方面差异不大，那么其努力程度的差异通常也不会明显，如此一来，人们所获得的收入差异自然就比较小。

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尽量减少对自由市场的干预。因为政府对自由市场干预越多，市场的不公平程度便会加剧，进而增加人们面临的风险。这种风险的增加，会导致风险行业的平均收入上升，最终致使社会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所以，政府不应试图通过干预自由市场来平衡人们的收入，这种做法不仅难以实现预期目标，反而会适得其反，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

政府真正应当着力的方向，是进行恰当的二次收入分配。例如，通过实施各类福利举措，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或消费水平。合理的二次收入分配政策，能够进一步缩小社会各阶层在最终收入及生活质量上的差异。以普及基本义务教育为例，这一举措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因继承因素导致的差异，提升低收入阶层的平均收入，为他们创造更多发展机会。

财富分配的悬殊程度，对社会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不仅如此，财富在政府与私人之间的分配，同样需要恰当合理。不同储蓄倾向的人群，对这种分配比例有着不同的要求。对于储蓄率较低的人群，政府适当多掌握一些财富或许更为适宜；而对于储蓄率较高的人群，政府掌握的财富越少，则越有利于他们的经济行为。

在具有高储蓄倾向人群的国家中，如果政府掌控了较多的财富，国民就会感觉自身实际拥有的财富不足。人们对财富的感知具有相对性，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大家对财富的感受不尽相同。这种财富感知往往是通过与周围财富（包括政府所掌控的财富）进行比较而产生的。当政府掌握的财富比例较大时，国民会觉得自己拥有的财富相对较少，从而产生财富不足的感觉。这种自我感觉财富不足的心理，会促使大家倾向于储蓄财富，以增加自身的财富积累，进而提升相对的财富拥有感。

这种对财富拥有不足的感知，会极大地影响人们的消费结构。例如，人们会减少日常消费，在吃穿、娱乐等方面更加节俭。相反，他们会增加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因为耐用消费品能带来财富拥有的感觉，有助于提升自我财富拥有量的感知。尤其对于超级耐用消费品，如房产，人们会表现出更高的热情。同样，对于投资类消费，如股票，也会充满激情。最终导致在消费结构中，超级耐用消费品和投资领域的消费占比较大，而日常开支和奢侈消费等领域的占比则相对较小。

由此可见，在国有企业数量过多、土地未能实行私有化的情况下，人们会更倾向于选择能够增加自身财富拥有感的消费行为，而减少那些无法带来财富拥有感的消费行为。这表明，财富所有制的差异，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消费结构。当人们感觉财富匮乏时，会侧重于增加财富拥有感的消费；而当财富较为充裕时，日常消费和奢侈消费则会增多，更倾向于享受型消费。

以中国为例，即便房价已经处于较高水平，国民依旧热衷于购房，这充分反映出中国国民自我感觉财富尚不充裕，对财富拥有量的需求尚未得到满足，仍希望通过购房来增加自我财富拥有感。同样，在股票市场普遍赔多赚少的情况下，依然有大量股民参与其中，部分原因也是他们自我感觉财富拥有量不足，期望通过这种投资方式来增加财富拥有感。

可以说，人们对财富拥有量的感知，决定了其消费结构。如果我们期望改变人们过度热衷于购房的现象，就需要为大家提供更多能够增加自我财富拥有感的途径。倘若中国的国有企业能够平均分配给国民，同时实现土地私有化，国民的财富拥有量将大幅增加。随着国民自我感觉的财富拥有量显著提升，日常消费和奢侈消费行为将会增多，进而促使中国的消费结构朝着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向正常国家的水平靠拢。与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相比，中国在日常消费和娱乐消费方面的比例明显偏低，这主要是因为热爱储蓄的中国人实际掌握的个人财富与其储蓄倾向不匹配，从而导致大家不得不倾向于能够增加个人财富的消费行为。而这种不匹配的根源在于，国有财富占比过大，土地未实行私有化，使得人们自我感觉的财富拥有量大幅缩水。